朱明庚，1930年9月生，江苏徐州人。1945年1月参加新四军，194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后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多场战斗。1978年8月转业到重庆市北碚区，1990年9月离休。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、70、80周年纪念章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，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我叫朱明庚，1930年9月出生在江苏徐州。1943年，我在县中学读初一，日本侵略者在我的家乡烧杀抢掠，给我们带来无尽的苦难。我攥紧拳头痛骂侵略者的罪行。然而，这却引来了校长的威胁——他要去告发我。在一名有正义感的同学苦苦劝告下，我连夜逃离了学校，从清晨一直跑到天黑，一路逃到解放区……
后来，我被流亡学生收留站接纳，有了安身之所，并在那里学习知识。随着前线战事日益紧张，收留站号召青年学生投身战场、支援前线。怀着一颗报国之心，我积极响应。
1945年1月1日，我正式参加了新四军，被分配到四师十二旅卫生部当护士。仅仅半年后，1945年7月27日，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45年8月9日，毛主席发表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》，号召对日寇进行全面反攻。全军上下斗志昂扬，我们旅卫生部也紧急动员，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卫生救护队和野战手术队。我被编入手术队，跟随主力部队行动。
战场医疗条件之艰苦，是当下的人们难以想象的。手术队成立不到10天，我们就要为一名战士做手术。我是这台手术的第三副手，负责递器械、牵引腹腔。没有专业的手术条件，我们就借来炊事班的六格大蒸笼当消毒器，挑来一百多斤玉米秆当燃料，采用最原始的沸水消毒。没有镊子，我们就用筷子代替……经过团队不懈努力，手术最终取得成功。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一台成功的手术，挽救的不仅是一个战士的生命，更是增加了整支部队的士气。
解放战争中，我们曾在严寒的天气里连续工作三天三夜。前线的伤员被担架队源源不断送到医疗队驻地。一个担架上往往有4名伤员。在昏暗的光线中，我们有条不紊地为他们清洗伤口、重新包扎。由于没有麻醉剂，许多年轻战士只能咬着木棍、布团抵御剧痛。
伤口处理好了，轻伤员会重返战场继续战斗，重伤员则由担架队送往后方的安全区。我们几乎没有吃饭的时间，实在饿了就啃两口馒头，有的同志累得啃着馒头就睡着了。战斗结束后，我的双腿被冻得失去了知觉。战友们都说，腿怕是要保不住了。但战友们没有放弃，轮流用身体为我焐腿，硬是让我冻僵的腿慢慢有了知觉，把我从截肢的边缘救了回来。这份战友情，我一生铭记，也成了我日后竭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战友的强大动力。
1946年6月，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，我亦跟随部队参加了大大小小很多场战斗。
有一次，一个战士在战斗中受伤后患上破伤风，经常痉挛、大吼大叫。我们把他运送到距离村子较远的小土地庙安顿。当时没有特效药，我们只得把他的四肢固定在床上，插管喂食，医生护士轮班照料。
发生痉挛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毛巾放进他嘴里，避免他咬伤自己。经过大家的精心护理，半个月后，战士的破伤风好转。他感激地说：“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现在要回到前线，去消灭敌人，你们听我的好消息。”
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，我被派去一线的救护站。救护站设立在一个菜园子里，旁边有很多松柏树，成了我们的天然掩体。在敌机的轰炸中，我们规范、及时地救治伤员，有效减少了战士们的伤亡，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。
战争中，我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。有一次，我们约20人住进一个老乡家中，第二天才发现竟睡了人家的新房和喜床。可老乡却拉着我们的手说：“没事，你们来了，解放了我们的家乡，我们才能安生。”这份沉甸甸的信任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正义的力量。
1952年7月，我考到第七军医大学（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）医疗系学习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先后在北京空军某部队、成都空军某部队工作，后来珍宝岛发生冲突，我带领医疗队赶赴前线从事救护工作。1978年8月，我转业至重庆市北碚区卫生健康系统。虽然脱下了挚爱的军装，结束了长达33年的军旅生涯，但我始终牢记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。有人为了办事方便，给我送礼品甚至送钱，都被我坚决拒绝。有人问我为什么？我想，这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品质：对党忠诚、廉洁奉公。
我亲眼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过程，特别希望年轻人既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也绝不忘记过去的艰苦岁月；要永远听党话、跟党走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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